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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铭:中国大城市缺的不是大学生,缺的是“低技能”劳动者

2017-08-09 08:53 关键词:大学生,大城市,劳动者

北上广的城市病,“限制人口流入”就能解决吗?乡村的隐痛,农民返乡就能治愈么?……幸福的城市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城市各有各的不幸。

摄影/杨明

全世界范围之内普遍存在一种现象,即:大城市越来越大,而且人仍然在不断地在向大城市集中。

如果今天大城市的现状都不符合大家对“理想城市”的定义的话(比如不要有交通拥堵、环境污染,绿化的面积大一点,房子大一点,生活成本低一点等等),为什么越来越多人还是往大城市去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问题。今天,给大家讲的题目,我定义为“城市的新生”。

上海对标“移民的城市”纽约、伦敦

有对比,才有差距

我来自上海,因为个人家庭的原因,我对上海这个城市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我们在上海提出了一个愿景,这个愿景在规划里表述为:

上海要追求建设卓越的全球城市,要建设一座创新之城、生态之城和人文之城。

提出目标是非常容易的,但怎么去实现这个目标?事实上,今天很多城市建设的方法,恐怕未见得离这样的目标越来越近,甚至有可能越来越远。

如果上海未来在全世界找一个对标的城市,它对标的是像纽约和伦敦这样的城市。能不能做到呢?

如果简简单单地从中国的经济体量角度来讲的话,其实你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因为中国经济的体量迅速超越美国只是几年当中的事情,时间早晚的事情,中国会很快成为全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如果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即便保持每年5%的经济增长量,再过20年很有可能中国的经济总量就会达到美国的2倍左右。在这样一个大的经济体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5倍左右,如果产生一个纽约或伦敦这样的城市其实并不奇怪。

但是,来看看纽约和伦敦的数据,就会知道“差距在哪里”。

纽约:截止2008年,36%的纽约人是在美国之外出生的,48%的纽约人在家里使用除了英语以外的其他语言。

伦敦:2011年,伦敦的常住人口中,出生在英国以外的居民占37%,外籍居民占24%,白种英国人比例从2001年的58%减少到45%。

再看外籍(国籍)的情况,目前纽约的常住人口居民中,外籍的居民占比24%。而现在中国非本地户籍的常住人口,在北京和上海达到了40%。我们一直在说“外地人太多了”。如果按照这个逻辑说,在纽约和伦敦的外国人就太多了(然而,我们不会这样说)。

再来看肤色,白种的英国人的比例已经从“2000年超过50%”到如今“下降到50%以下了”,也就是伦敦已经形成了一个非白色人种的居民占主导的人口结构。

那么,在中国,如果要建设一个全球的一线城市,且不希望我们的人口结构未来变成这副样子,就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假定,即“北京人、上海人的二代和三代是全世界最优秀的人”。

大家会相信这个假设吗?如果你要相信的话,不好意思,我觉得可能你疯了。

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基本的事实,如果真的想让上海、北京,包括深圳、广州这样的城市能引领中国,代表国家跟世界上其他的全球城市同台竞争,你首先要吸引的是来自于国内外的最顶尖的人才,这首先就会体现在城市的人口结构上。

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今天离建设全球城市的这个目标实在太远了。

如何选择在哪座城市居住、工作?

纽约是全世界最贵的地方,但是“我要去”。

刚才讲“要吸引人才”,接下来的问题是“要怎么吸引人才”。如果从尊重人的自由选择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在一个城市离开还是留下,就看两个变量:

第一个变量是收入,“你在这个城市能挣多少钱”;

第二个变量是支出,“收入超过支出越大,这个城市对你的吸引力就越高”。

当然,这里面并不是别的因素不重要,这是为了高度简化。在考虑收入这个因素之外,你可能还会考虑到这个城市其他的特征,比如这个城市的消费是不是多元化,环境是不是美好。至于支出方面,除了住房成本、服务成本以外,你当然也会考虑到这个城市的通勤需要花多长时间。

我把整个分析框架的高度简约到就关注这两个变量。而在支出这一端,有两个支出是人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成本:

一个是住房;

一个是服务价格。

它们是人们生活在一个城市所要考虑的最重要的两个成本。在你的每一天生活中,你的衣食住行,很多东西不是本地生产,是从外面运进来的——这些跟你本地的土地成本、住房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关系并不大。但是,住房和服务必须是本地生活的。

而这两个支出的成本其实都跟城市的土地政策和人口政策有关系。

图片来源于陆铭老师的PPT

2003年以来,中国在人口流入地的城市,控制或者说严格控制土地供应。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的人口流入地的城市——如果你是房地产开发商,你会造房子;如果你是地主,你会把土地卖给造房子的开发商造房子——直到碰到两件事情停下来:

第一、政府说,“我的城市面积已经扩张够了,你再扩张就到国家森林公园了,不能再扩张了”,这是一种可能性;

第二、你扩张到最后,老百姓说“我不去了,你再造房子我也不买。因为我到那个城市生活的成本太高,每天上班还要花2小时,我不愿意”。

一个是因为政府管制的机制,一个是因为市场机制的选择。

即便如此,哪怕碰到政府管制、到了城市发展边界的同时,如果这个人还愿意往里去,你会在市场经济的国家看到什么——就是“楼越造越高”。

曼哈顿拥有全世界最密集的高楼。但是到今天为止,曼哈顿的城市更新仍然没有停止。曼哈顿还在造越来越高的楼,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纽约是全世界最贵的地方,但是‘我要去’。”——在我想“我要去”这句话的时候,我说什么?在这个关系里,“我的收入比支出来得更多,我还愿意去”。有些地方倒是便宜,但是当这个地方便宜的时候,收入也会降得更快,这样的城市大家不会去。

所以,高的收入和高的成本往往是相伴而生的,真正决定你在哪里住的其实是这两个的差额。

摄影/杨明

人口流入地的土地供应收紧了,房价就上去了;人口流入地限制人口,限制的又恰恰是从事生活性服务业或者叫消费性服务业的人。你收入越高,你是不是越要到餐馆吃饭,要雇保姆。而这样的工作谁在做,就是被称之为“低端的”、“有歧视性意义”的这些人在做。而现在,却总是讲“这些人来了城市以后,给城市造成了多少问题,拥堵、污染等”。

然而,城市的这些问题真的是因为人多导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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