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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军:出版本质上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

2017-08-07 18:45 关键词:理想主义,范军

北京大学钱理群教授2012年写过一篇文章,题为《教育本质上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这篇文章是为缅怀一个去世的优秀中学教师马小平而作。先后在东莞中学、深圳中学任教的马老师是一个令人尊敬理想主义者,也是一个具有行动力和创造力的实践者。读罢此文,掩卷深思,联想到自己从事的出版工作,接触的各种类型的出版人,以及历史上的中外出版家,脑海中不觉跳出一行字:出版本质上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

一、出版的本质属性决定了它的理想主义色彩

所谓本质,是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决定事物性质、面貌和发展的根本属性。对于什么是出版,什么是出版的根本属性,学术界有见仁见智的看法。张志强在梳理了国内外有关出版的多种定义后给出自己的界定:“出版是将文字、图像或其他内容进行加工、整理,通过印刷等方式复制后向社会广泛传播的一种社会活动。”现代意义上的出版,包括编辑、印刷或复制、发行三个重要的环节。出版的过程,是传播人类知识的过程,也是保存人类文化遗产的过程。这个定义内涵与外延的论述,突出了出版概念的知识与文化意义。

我们知道,出版物是一种商品,具有商品属性;同时它又是特殊的商品,具有文化精神属性。与之相应,出版活动既是一种经济活动,有产业的属性,又是一种文化活动,有文化的属性。仔细翻检中外出版历史,客观分析当代出版业的实际情况,我们发现出版对读者(受众)、对社会、对国家和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贡献和价值,主要还是在精神文化方面,而不是在经济方面。不管我们愿不愿承认,挤掉出版统计中那些没有多少文化创意的水分,出版业自始至终都只是一个较小的行业。仅仅从产业属性和经济贡献来看,我们毫不夸张地说,出版是可有可无的行业或产业。对于报刊上有人明确提出“出版业的本质属性是产业”,笔者是不敢苟同的。三联书店总编辑李昕的看法显然更加符合出版业的实际,他曾说:“对于出版机构来说,发挥它的基本职能,使之产生文化影响力,远远比创造经济价值更有意义。能‘做大做强’固很好,但前提还是‘做好做优’。失去了这个前提,出版社做得再大,盈利再多也没有意义,不值得。对于管理层来说,一定要看到出版业兼具商业性和事业性的双重属性。出版业当然可以归入文化产业,但是出版业的事业属性其实更加关乎它的本质。所以在评价出版产业发展和贡献时,绝对不能仅仅用经济指标作为尺子。”作者对当今出版业的弊端如内容上的粗制滥,一刀切地单纯追求经济目标,一窝蜂地想“做大做强”,像喝了兴奋剂一样地拼命要“上市”等浮躁狂躁心态、急功近利做法提出了客观的批评,笔者深以为然。他说的“出版业的事业属性其实更加关乎它的本质”才是真正懂得出版价值的行家之论。

的确,倘若我们主要不是从产业的视角而是用文化的眼光来看,出版业又是十分重要的崇高事业,从事出版工作的人应该感到无比光荣与自豪。在出版的各个环节中,编辑活动是一个中心,编辑工作者在出版人群体中也是极具代表性的岗位。刘杲的一段话深刻而形象地表达了他对出版活动的本质与价值的认识。在《中国编辑》的创刊号上,刘杲发表了《我们是中国编辑》的“代发刊词”。作者用诗化的语言、饱满的激情抒发了一个出版工作者的职业理想——“中国编辑,我们的名字,我们的岗位,我们的荣誉,我们的责任。”“身为中国编辑,我们深知责任重大。振兴中华离不开出版,繁荣出版离不开编辑。”“我们要求自己做精神食粮的生产者、先进文化的传播者、民族素质的培育者、社会文明的建设者。”“我们是中国人民的儿女,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我们的最高利益。在我们心中,社会主义国家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奉献给祖国和人民的,是出版物所传播的思想理论、科学技术、文化知识,是人类智慧和知识的灿烂花朵,是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的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毋容置疑,这里,作者对出版编辑工作者的角色定位(生产者、传播者、培育者、建设者)和价值判断(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是建立在对出版活动本质属性与发展规律深刻认识基础上的。刘杲在为俞晓群《人书情未了》写的序言中,还说过这样几句话,也十分精警:“文化是出版的命,出版的魂。没有文化,出版还有什么意义!”

出版业需要文化与经济的平衡,但文化始终是出版活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当出版的经济价值充分实现,有助于至少是无害于出版的文化价值的实现,这种出版经济是值得鼓励和支持的。当出版的商业利益、经济驱力冲淡甚至损害优秀文化的积累、创新与传播,污染社会的环境和人类的心灵时,这种出版经济是必须得到制止甚至铲除的。所以,刘杲讲“出版: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一语中的。出版的本质决定了它与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是格格不入的;真正理解出版本质和懂得出版价值的人,必定是充满人文情怀与理想精神的人。

出版与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有某种内在的一致性,尤其是在文化功能方面。钱理群在纪念北大110周年的一个非官方组织的演讲中谈到,“大学之为大学”是因为它有两个功能——保守性功能和革命性功能。“简单说两句话,一个是坚守,坚守民族精神,坚守思想文化;另一个是批判、创造,创造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学术。”北京大学“五四”时期就曾经很好地发挥了这两种功能,“起到了精神堡垒的作用,起到了新思想源泉的作用、发源地的作用”。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也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这两种作用。我们把晚清民国时期的商务印书馆与北京大学,并列为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双子星座,其依据也正在于老商务与老北大一样,在民族优秀文化积累、民族文化精神坚守,新思想、新文化、新学术的开创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年的商务印书馆践行了出版的文化本质,创造了令今人不敢望其项背的世界一流。而上世纪30年代初日本帝国主义处心积虑、丧心病狂地炸毁商务印书馆及其所属的东方图书馆,也从反面证明了出版的真正价值在哪里。

二、现代杰出的出版人多为理想主义者

翻开中国近现代出版史,有一长串杰出出版家的名字。其中,绝大多数都可以归入理想主义者的行列,如张元济、陆费逵、舒新城、高梦旦、邹韬奋、叶圣陶、夏丏尊、吴朗西、赵家璧等等。他们的不朽事迹,他们的传世名言,不少都早已为人们耳熟能详。这些杰出的出版人怀揣着美好梦想和远大抱负,在基于信仰的执着追求中,谱写了可歌可泣的篇章。

如果说,张元济、陆费逵、邹韬奋等人在事业性与商业性、文化与经济之中达成了某种平衡与协调的话,出版史上还有另外一种更加纯粹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主要甚至完全不追求经济价值和现实功利,留下了值得后人景仰的佳绩。这里我们来看看鲁迅、巴金两个十分典型的理想主义出版人。

鲁迅显然算不上出版实业家,但确实称得上是优秀的编辑家。从1907年在日本筹办文艺杂志《新生》算起,到1912年初就任绍兴《越铎日报》名誉总编辑,“五四”时期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直到1936年去世前不久还在亲自编辑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为曹靖华译著《苏联作家七人集》写序,鲁迅在编辑出版的园地里辛勤耕耘了整整三十年,耗费了大量的心血与才智,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遗产和文化财富。

据统计,鲁迅一生先后创办了七家出版社,编辑和参与编辑各种图书七十多种、丛书十多套,校阅和帮助出版图书十多种,总计约两千多万字;编辑和参与编辑文艺刊物十多种,和青年作者通信好几百封,默默耕耘,无私奉献,热情扶持了许多文学新人。从策划组稿到编选文稿,从审读到校对,从撰写书评到自拟宣传广告,还有版式、插图、封面设计,乃至纸张选用、印制把关等各个环节、各个方面,鲁迅都亲历亲为,堪称行家里手。

若算经济账,鲁迅做出版、当编辑不仅没有赚钱,反而是亏本的。鲁迅的日记中有自己财务收支的明细记载,其中涉及出书编刊办出版机构的,基本是只出不进。许广平曾经说:“鲁迅为了工作是不计报酬、不计劳累的。《奔流》一个月出一期,虽然是约了两个朋友合编的,但是,实际上担子都落在鲁迅一个人身上。尽管他本身的工作很忙,他仍旧负责到底,勤勤恳恳地编稿。”对于“根子是在卖钱”的文坛“丑事”和出版乱相,鲁迅深恶痛绝,予以了严厉批判。事实上,作为编辑家的鲁迅,和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鲁迅是三位一体的。鲁迅的思想本质与价值核心在于对中国人精神的深刻反思,他从事创作、编辑与出版活动的目标都是开启民智,改造国民性,进而改造整个社会。如他对翻译作品特别重视,亲自翻译进步的文学作品出版,组织翻译丛书,创办译文杂志,其直接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从别国里窃得火来”,“照暗夜”。

巴金是著名的文学家,但有文学史专家认为他在文学出版事业上的贡献实际上超过了他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这是很高的评价。除了晚年创办并主编大型文学期刊《收获》,巴金最重要的编辑生涯是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担任文化生活出版社总编辑的十四年。关于巴金以及文化生活出版社对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作用和突出贡献,已有不少学者进行系统论述,相关专题的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已不少见。巴金自己说过:“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工作了十四年,写稿、看稿、编辑、校对,甚至补书,不是为了报酬,是因为人活着需要多做工作,需要发散、消耗自己的精力。我一生始终保持这这样一个信念:生命的意义在于付出、在于给予,而不在于接受、也不在于争取。”要知道,巴金担任长达十四年的总编辑一直是不取分文报酬的义务劳动。孙晶在《巴金与现代出版》中把文学编辑分为职业型与理想型两种,而巴金属于典型的理想型编辑。“他将他个人的信仰和理想贯穿在自己的工作精神之上。”巴金和他的朋友们创办并苦苦支撑文化生活出版社,完全是为着一个理想,凭着一腔热血而务奉献。

作为作家,巴金的文学创作始终坚持安那其主义(也称“无政府主义”)立场,民主主义和人道主义是其轴心。他总是关注着被压抑的人们,并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中构建他理想的社会图景。自从十五岁时读过克鲁泡特金的《告少年》之后,巴金就开始对人类幸福世界的幻想,孜孜以求地探寻着人类合理的社会秩序,安那其主义就成为了他一生坚持的基本主张。政治之途艰难而险恶,并非巴金这样的一介书生所能涉足的。自从有了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岗位,巴金“将原有政治理想转换成一种工作精神,进而去建构新的知识分子的民间价值系统”。“作为一个文学编辑,从文学的意义上,他坚持出版优秀的具有艺术价值的作品,来抗衡当时污浊的文化空气;从出版的意义上他从事平凡的文化积累工作,坚持用好书来抗衡险恶的现实环境。”

俄国思想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曾经说:“一个没有受到献身的热情所鼓舞的人,永远不会做出什么伟大的事情来。”巴金等出版家正是秉持着信仰的力量,以献身的热情无怨无悔地在文学编辑园地默默耕耘。当代出版家丁景唐有句格言:“信念是不灭的光源,照亮永生之路——我读书、写书和编书。”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在出版这条“永生之路”上,都不乏这样的殉道者,从事着“书比人长寿”的不朽事业。“为书籍的一生”的帝俄时代出版家绥青、培养了众多杰出文学家包括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美国编辑大师萨克斯·康明斯、创造了法国出版文化传奇的加斯东·伽利玛、开辟了日本岩波文化的岩波茂雄⋯⋯无不是文化至上主义者,也无不是脚踏实地的理想主义者。

三、当今出版业亟须高举理想主义旗帜

笔者在前些时看到一篇文章——《每年出书37万种,意味着什么》。读罢此文,仔细琢磨,总觉得自己还是不得要领。因为本人就是这“37万种”图书的制造者之一,同时还认识为数不少的书籍制造者,对此文的“意味”始终没有感觉出来,可能是“只缘身在此山中”吧。作者说:

2012年全国出版图书高达37万种,创造历史新高,而今年参展图书数量也达到35万种。据文献学家统计,从古代到辛亥革命,我国一共出版了20万种图书。而现在,一年的出版量就超过了以往2000年出版量的总和,曾经奢望的“浩如烟海、卷帙浩繁”到如今才算名副其实。

作者纵览中外出版历史,认为“发达的出版业乃国运之所系”。“从这个角度讲,37万种图书可谓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道路上的一个重要台阶,跃上去,就能看见民族复兴的曙光。”作者进而分析说:“从1840年以后,中国人用了几乎200年的时间,终于重登世界出书种类最多的坐席。年出图书37万种,这不只是一个看似辉煌的数字,更象征着中华民族从谷底向高峰奋力攀登的不屈精神。”作为出版人,看到这样的认识本应高兴和自豪,但我却高兴不起来,也不能盲目自豪。图书的品种、码洋有点类似经济领域的GDP。1840年我国图书和英国图书品种之比是多少我不知道,但当年大清王朝的GDP是远远超过大英帝国的;1894年甲午海战中国惨败那一年,日本国的GDP落后于我很远很远倒是不争的事实。就是在中国自己的历史上,文化造极、经济繁荣的北宋王朝屈辱地被文化经济都很落后的北方金国屠戮,最后偏安江南。因此,面对37万种书我们不敢轻言自豪。其实,有良知的出版人、有文化的读书人都不讳言,当下书籍中的垃圾多少倍地超过精品。更何况,有权威的统计表明,现在国人每年平均阅读书籍的本数不及以色列的二十分之一,大体仅是日本人的九分之一。国人之爱金钱远胜过书籍,国人之爱赌博远胜过读书。我个人觉得,真正的文化大繁荣,建设名副其实的文化强国还任重道远。

在这种背景下,出版界更要高举起理想主义的旗帜。当下的中国出版界,的确比较缺乏有文化担当和理想情怀的出版家。其表现一是过分的功利,一是过度的“自律”。

功利主义盛行又具体体现在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作为出版人无疑要有鲜明的政治意识、责任意识、大局意识,守土有责,必须坚定不移地贯彻党的出版方针路线。这完全是必要的。但从出版的本质属性来看,从出版功能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来看,出版人又不能过分地随波逐浪,趋炎附势,特别是不能用出版的政治功能取代其文化功能。极左时期特别是“文革”阶段出版业的历史教训是值得深刻反思和汲取的。过分的功利化,也往往容易曲解党的方针政策,陷入庸俗社会学的泥潭。出版功利化的更突出表现,是在企业化、集团化、股份化、国际化的浪潮冲击下,在急切地想“造大船”、去“远航”的冲动中,一切“文化GDP”是崇,“内容为王”的出版业并无多少真正有文化创意的东西增加;这些年在思想创新、学术创新、文化积累等方面虽有进步,但实在不像媒介宣传的那样乐观。倒是各个出版集团、传媒集团的“文化地产”如火如荼,大赚特赚。而人们普遍看好的数字出版产业,到目前为止主要还是网络游戏、网络广告和手机出版占绝对的主导地位,其中的内容创意、文化精髓之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而网络上的文化垃圾之繁多、诲淫诲盗之猖獗更远胜于传统的纸质出版物,似乎还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出版物也好、出版机构也好、出版现象也好,背后站着的都是出版人。出版人的品质决定出版的品质,出版人的理想决定出版的高度。出版人自身树立远大理想是很重要的;而制定好的政策,形成好的制度包括考核评价制度,给有理想的出版人以机会、以空间,也是同等重要的问题。

出版人的过度“自律”现象,前两年出版家钟叔河提过,好像没有多少人注意。其实,这是出版界的一个普遍现象,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钟叔河曾说:“我们办报刊,搞出版的人,能够把‘规定动作’做充分了,这样也会更好一些。我现在最伤脑筋的是,政府部门还没有那么严格,下面办事的那些人总是想死命管得更多。比如,有些内容政府是允许出版的,但是编辑自己把它删掉,就是为了保住芝麻绿豆大的官,甚至宁愿不出版,不愿意承担任何风险。这样无疑等于是作茧自缚。这些人先去体会领导意图,把自律的工作做得太过头了,原因就是因为自私和苟且。这些出版人没有任何理想主义,没有任何文化的追求,更不用讲什么文化的自觉。”笔者身在出版圈多年,亲眼所见此类出版人不在少数。其实,这种所谓“自律”是有违党的双百方针的。我们党提倡实事求是,倡导解放思想,突破禁区,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些都还是为出版人提供了探索的空间。当年,《光明日报》在“文革”余温犹存的时候刊发《实践是检验真理的一标准》,需要政治勇气;陈翰伯、陈原、范用等创办《读书》,首发《读书无禁区》的鸿文,振聋发聩,自然也是理想主义的突出表现;钟叔河策划编辑《走向世界丛书》引领潮流,反思历史,其实也冒了很大风险。李黎回忆范用,说他“从来没有显示过庸俗的、势利的政治考虑”。“像他最为人乐道的出版巴金《随想录》和《傅雷家书》,今天的人大概难以想象当年出版这两本书所可能遭到的阻挠和非议;那绝对是需要一种专业的、甚至道德上的勇气才会去做的事,所以北京出版界流传一句话:‘没有范用不敢出的书’。”看看当下出版界,除了迷恋“孔方兄”外,在政治、文化出版方面,一些人不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而是“只做和尚不撞钟”。顺便一提的是,我们政府极少数管理人员,确实也需要提高一点素质,以免在选题把关之类的工作中经常闹些啼笑皆非的笑话。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是近些年声名鹊起的出版机构,原因在于出了很多好书,很多有文化品位、学术含量的好书。该社的同仁把他们的大套丛书取名“理想国”,立足于打造一个“理想国”的文化品牌,确实意味深长。事实上,整个出版业,本质上就应该是一个理想国;而出版本质上只是理想主义者的事业。中外出版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未来还将进一步印证。太多的怀揣商业梦想和仕途抱负,而没有文化襟怀与人文理想的人跻身出版界,实乃中国出版之不幸,文化之不幸,更是国家与民族之不幸。出版界实在太需要既脚踏大地,又仰望星空的人!

原文发表于《现代出版》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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